批评一般以自由、真理与价值的名义进行，虽然各种名义的批评对现实发展仍至关重要，事实上它却成了社会固有秩序得以维持下去的条件之一。因为批评本身在重复与扩展导致被批评对象世界的逻辑，结果便强化了后者在现实历史上的权威。马尔库塞曾为此作过特殊的渊源研究（见《单向度的人》）。
工业化社会里，批评日益失去其总体上的、对已有社会特征的超越涵义，是因为实证主义既垄断了现实对象世界，也控制着对该世界批评的概念，存在与存在的批评只分享一个使另一方实现的前提。
实证主义在工业化现实里胜利的哲学标志是形式逻辑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一直在呼唤着，人们曾不断努力对对象世界（X）用完全等值的定义（P）精确地规定下来，赋予P作为有关X的“知识”地位。到这个世纪，“X是P”形式的知识终于成为现实存在表达的最可信赖的知识。马尔库塞曾察觉了转变中的危险。这种知识以真理的理想形式保护了统治阶层意识支配人民的权利，并在全社会顺利贯彻下去。它的最彻底的结果，就是迫使它的反对形式陷入这种知识系统内，成为完善支配的整个统治谋划的一部分。这就是这个社会所谓的“单向度”特点。而在非形式化的辩证逻辑里，自由、权利与真理的向度依靠自身前提、理念与逻辑内容完成反对任务，因而反对应表达“不可能的真实”，并且不在现实已有的表达概念体系内接受检验。它们代表了可能的允许、潜在的合理性，以及对现实不停寻求总体上革新的意愿。而从另一角度上说，反对的方案寻求其现实化的过程则意味着其合理性终结的过程，新的总体上否定的要求便会在相反向度上重新成为必要。辩证反对的前提基于下述立场，即现实可能以不符合历史所应有的状态存在，所以批评的使命在于，以不被现实的概念、材料及其联系方式所同化的方式，探讨世界应该有的秩序：它将结束人所感受到的威胁、不幸以及所身受的贫困与痛苦。受制于现实的思想与批评的思想共同构成了以全面前进为特色的历史。由于这个否定向度的丧失或被同化，马尔库塞为时代确定了无比阴暗的基调。我们（西方）正在经历有史以来对自身异化状态最束手无策的时期，一个批评瘫痪了的黑暗时期。
毫无疑问，只要实证主义与其各种变体的逻辑，特别是操作使用原则，继续被从哲学到历史学，从心理学到文学批评的各种类型理论所诉求，也就是被正在实践中的意识自我完成过程所诉求，上述判断在当代岁月里就将一直保持其特定正确性。现实也就将一直是，没有人知道摆脱了现实可能性该如何表达、描述，在实践中又如何予以实现。在柏拉图时代，摆脱现实是思考者的职业使命与天性，他天然地认为真理或世界本质存在于对象、对象的结构、表现方式、功用或关系领域诸如此类的已知情况之外的。但在（伽利略开始的）观察对象的方法获胜后，真理或本质已经转移到对象内部的那些结构、表现方式、功用或关系上去了，或者用于直接指示对象本身（现象学）。维特根斯坦、塔斯基或卡尔纳普的论证中，真理一词的内涵与所指的事实，至少与所指事实的经验性特征是难以区分的。这样，非事实的世界失去了它作为本质、作为真理、正义或者美的纯粹体现者的地位，从而也失去了把它描述出来的途径与意义。在现实被当作唯一可实现的可能性的世界上，有关否定性缺乏的意识本身就是它最大的裂口了，所以，任何人都提供不出真正否定性的方案、理念或真理。它被迫是现实化的描述，而且得通过这个讨厌的、消灭了否定性向度的现实证明自身的有效性。从这一点上说，追随者的论点在真正替代现实的真理出现前，也都只能以否定的、然而包含现实世界全部缺陷的矛盾特征存在，而发挥它的解释效用。而且，由于现实限定了任何否定性方案的设计——它内在地以同化的形式消除真正有威胁的意见，所以，任何解释的矛盾本性本身恰好也标志着它难以辨驳与超越的时代因素。
那么，形式、逻辑如何控制日常生活呢？对一个不介入哲学争论的市民来说，这显然不只是生命征途形态将在形式逻辑内表现与完成的理论问题。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市民阶层，更直接说明了形式逻辑怎样以“理所当然”的方式逐渐占据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问题不存在能否选择的自由。不是为了生存全体人民主动诉求同一条出路，而是在以各种名义下进行的宣传、教育、实践与体验活动中飘荡着这种逻辑的幽灵。人们在即使知情也无力拒绝的情况下，被引导以它组织生活，并以它的词汇评价生活的意义。
马尔库塞强调这种社会创造了形形色色的虚假需求，即由产品及其广告宣传引发的需求，人的真正需求在由此产生的消费欲望的满足过程中被忽略了。他没有论证消费的性质与最终归结到的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他从人的消费愿望如何被巧妙地决定，论证单向度的社会与思想得以维持的社会性根源。但这其实同时也是人对消费期待与满足度的判断如何被决定了的问题。
在该问题上起关键作用的不是消费者兴趣的激发，而是消费品的性质。消费品本身的逻辑不仅体现了形式化知识的要求，而且就是该类型知识的真正典型。翻开哪一种报纸，我们都可看到消费品正直接或间接以这样的方式确定价值。在可测量、比较、计算与检验的范畴内进行描绘。从小型用具、服装到汽车、空调，结构（精巧）、效能（优良）或质地（考究）之类的判定比比皆是。正是这些方面构成了消费品的性质与价值，而非一些更为抽象的方面。
这样，社会工业生产所遵循的标准通过转换成它的成品的自我判定原则，而事实上转移到消费者的经验中去了。这套工业用的准则也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人衡量消费品的唯一可选用的准则，任何抽象的价值批评这里与该描述前提因是“不可通约”的，而缺乏描述效果。最后，消费的扩张造成了经验边界的扩张。由于它能指明对象存在的精确特性，人们解决对象问题时使用工业主义的经验谓词便变得顺理成章了。
我们时代的科学大量地借助科学产品的性质判定方式，改变了人类对对象的切身体会的判断逻辑框架，从而改变了抽象领域的性质。结构主义、功能主义、操作主义这些我们时代最信赖的理论，从它们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如何深刻地受到了消费品判断经验的影响。工业消费品时代降临之前，结构、功能与操作甚至价值这些词汇都不是人类对对象描绘时采用的中心词汇。那时占更重要地位的，属于对象现实所指示不到的本质词汇。现实与本质分离的看法诞生了抽象领域，而现在，抽象的“应该”转换到“所是”的精确位置上去了，本质要么不存在，要么已存在于对象的现实表现中间。这种现实与本质一体化的思想使工业化、社会化任何形态的社会更少来自抽象意识形态理念的威胁。
西方现实政治中否定性力量匮乏的情形，当然也源本于此，即工业的形式逻辑对传统上保持了否定性理想的辩证政治观念——如柏拉图曾经设想存在一个理想城邦——的胜利。变革性的可能正变得不可预期。
认为政治对立的一体化倾向，源于政治的表达及其可接受性都必须受到类似上述工业经验逻辑的描述规则检验这一事实，听起来有点反讽意味，但政治的近况越来越说明其趋势。尽管政治学尚未下降到伦理学的地步，只研究政治术语、命题的逻辑可信性，但政治实践已逐步丧失了它的大部分抽象性目的。这不仅仅是指政治家与他所属的统治集团在采用某种效率上越来越可计量化的、精确度更高的统治形式，而且是指在消费中习惯并只适应那种现实性描述的被统治人民的政治期待而言的。最近美国的例子尤其说明了这一点。当总统以一个不道德的人的身份使总统职位象征与捍卫的政治道德因素受到损害时，人对他可以明确衡量的治国技术的需要，却压倒了对他抽象性价值要求。或者说，现在总统所是的形象比总统应该所是的形象，对现实判断而言更为重要。
总之，在社会可被研究到的领域，在工业逻辑延伸到的领域，我们到处可以发现，统治通过与其被统治者的一体化消除否定性力量的局面与趋势。我们甚至无法像马尔库塞那么乐观地把否定的希望寄托在一些亚阶层上，他们最好的未来也许就是融入现在的对立面行列中去，使不合理的被统治状态上升为合理的被统治状态。历史时代对我们施加的限制成为我们存在的全部特点。只要科学生产还没达到不再使用类似结构、效能去检测的地步——换一种不太一致的说法，使社会摆脱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有效性原则，这种趋势便可能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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